第五次反“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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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词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一般指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9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反对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战役开始。从1933年9月25日至10月间,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最后于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
名    称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
地    点
江西
时    间
1933年12月25日-1934年10月10日
参战方
国民革命军中国工农红军
结    果
国军胜利,工农红军开始长征
参战方兵力
国军100万人,中央红军10万+人
伤亡情况
红军伤亡4万余人
主要指挥官
蒋介石,李德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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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省南部、福建省西部地区,反击国民党军50万兵力“围剿”中央苏区的战役[1] 
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发起“围剿”,红军仓促应战。1933年初,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而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

第五次反“围剿”战前准备

5月,他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这年夏秋,蒋介石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一面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开办“剿匪”军官训练团,并着手制定“围剿”计划,加紧进行“围剿”准备。

第五次反“围剿”战斗部署

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其部署为: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第1、第2、第3路军,计33个师又3个旅。其第1路军4个师又2个旅位于吉水、新淦(今新干)、永丰、乐安、宜黄地区;第2路军6个师位于金溪、腾桥、崇仁地区;以陈诚任总指挥的第3路军18个师又1个补充旅为此次“围剿”的主力军,集结于南城南丰临川地区。北路军的任务是:由北向南,构筑碉堡封锁线,实施对中央苏区的主攻。以第3路军在第1、第2路军策应下,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由北路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2个师扼守赣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配合西路军维护赣江交通;总预备队3个师位于抚州(今临川)附近。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11个师又1个旅,筑碉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军向南机动,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所部9个师又3个旅,和浙赣闽边守军5个师又4个保安团分别“围剿”湘赣、湘鄂赣和闽浙赣苏区红军,并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6个师又2个旅,负责福建防务,并阻止红军向东机动。空军5个队配置于南昌、临川、南城,支援作战。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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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反抗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围攻的革命战争。1933 年9 月,蒋介石调集约50 万兵力,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苦战一年也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1934 年10 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根据地,开始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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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
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它那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赖以成功的基础,它激励着一个有13亿人口的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壮举,它像一条永远铭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象征。
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到陕北,历时两年整,行程上万里,其间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路上行军一共368天,余下来的100天大多都在战斗中渡过。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此外还打败或躲过追击的中央军。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
自1930年冬到1933年夏,蒋介石在江西连续发动四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均告失败。他接受了过去的教训,改弦更张,放弃了长驱直入的作战方式,调整部署,采取“稳扎狠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办法,企图构成包围圈,断绝苏区物资来源,迫使红军进行阵地战来比力量拼消耗。对红军来说,屡战屡败的蒋介石这点伎俩其实算不了什么。只可惜此时红军已失去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被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所把持,红军最终被逼上了远征的道路。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军队和200余架飞机,对红军各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他任命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以陈诚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领第三、第六两路军由北向南进攻苏区;同时以重金收买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出兵两个军封锁江西、广东边境。以所谓政治围攻、文化围攻、经济围攻、交通围攻,配合近百万兵力的军事围攻。红军由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放弃了最拿手的机动灵活的战术,与敌人打阵地战,只能局促回旋于堡垒之间,造成被动之势。而国民党军队依靠兵力优势,五里一推,十里一进,给苏区增加了不少的困难。陈诚、薛岳部逐渐占领了广昌、兴国等地,迫使红军退至白水、头陂构筑工事。蒋介石看到红军采取打正规战和他拼火力,越发起劲了。他又调来重炮兵到江西配合他的10个纵队近30个师兵力加紧进攻,9月底,又攻占了宁都等地,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第1、3、5、8、9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000余人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被迫开始突围长征。其中1军团19880人,3军团17805人,5军团12168人,8军团10922人,9军团11538人。此外,还有两个独立纵队:军委纵队4695人,中央纵队9853人。经过20多天的作战,红军先后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企图,于11月20日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25个师的兵力,分五路追剿红军,同时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出主力部队到湘黔边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并手谕前线各部队:“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红军长征一开始就遇到了长征中最残酷的一仗:湘江战役

第五次反“围剿”湘江战役

敌人利用宽阔的湘江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前有湘江拦阻,左有广西军,右有河南军,后有中央军和广东军阀穷追不舍,处境万分险恶。25日,中央军委发布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令中央红军分四路纵队,迅速抢渡湘江,通过敌第四道封锁线。26日,红1、3军团主力迅速前进,先头部队红2、4师各一部于27日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至当日晚,红军已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60华里长的湘江两岸。此时,军委纵队距最近的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赶到。可是,由于山路狭窄,加之后续部队携带着从苏区运出的大量物资,行动迟缓,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宝贵的机会白白地丧失了。11月29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我于半渡中。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至当日17时,我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5昼夜,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4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第五次反“围剿”遵义之战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地位。这时蒋介石又集中约40万兵力向遵义地区进逼,而这时中央红军只有3.7万人,面十分严峻。为摆脱敌军,红军决定迅速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开始北上,分三路纵队向赤水方向急进。由于敌先我占领赤水城,我攻城未果,军委决定首先集中主力围歼尾追的川军4个团。由于敌情变化,我未能全歼敌人。为避免被动,军委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向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主力分3路纵队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但此时敌人已在长江北岸部署了36个团的兵力,全力堵我北进,各路敌军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向我逼近。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向扎西集中。2月10日,正当国民党主力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地区敌人兵力空虚之机,军委决定避实就虚,调动敌人,转兵东进,再入黔北,寻机再打击尾追的薛岳集团。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向敌兵力比较空虚的桐梓地区挺进。24日我占领桐梓县城,准备夺取娄山关。娄山关是贵州北部大娄山中最重要的山口,是当时四川通往遵义的唯一通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贵州军阀王家烈在此部署了4个团的兵力,25日早晨,红3军对娄山关发起猛攻,经激战,于当晚攻占了娄山关。敌为夺回阵地,调集了约6个团兵力疯狂反扑,但都被我英勇的红军将士击退。在红1、3军团的打击下,敌仓惶南逃。为了不给敌以喘息之机,红1、3军团不顾疲劳,继续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歼战,重占遵义城,黔军弃城南逃。此时,向遵义增援的敌吴奇伟的两个师孤军冒进,我果断抓住了战机,红1军团以勇猛的行动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敌一部惊慌逃过乌江,并砍断浮桥,敌尚未渡过的1000余人和大批军用物资被我俘获。红2军团也于黄昏歼灭敌59师大部,遵义之战胜利结束。

第五次反“围剿”四渡赤水

3月初,敌军又重新纠集兵力,向遵义进攻。1935年3月10日,我军放弃遵义。为调动敌人,寻找战机,16日,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向古蔺方向前进,敌为防止我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前堵后追。就在敌再次扑向川南将要对我形成包围之际,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又突然掉头向东,1935年3月21日,在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向南迅速渡过乌江,直逼贵阳。就在蒋介石手忙脚乱调兵保卫贵阳之际,红军已乘虚进军云南,随后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四渡赤水战役中,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正确指挥下,将运动战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在5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共歼敌20个团,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毛泽东经过娄山关,被山势的雄浑和红军将士的英勇所感动,赋词述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进行了休整,并召开了会理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随后,红军绕过西昌,向大渡河兼程急进。与此同时,蒋介石为防止我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面电令川军阻止我红四方面军南下,一面令薛岳部迅速渡金沙江北上,同时令杨森部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妄图利用大渡河的险峻,使中央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第五次反“围剿”过大渡河

1935年5月24日,中央红军通过大凉山后冒着大雨兼程北进。担任先遣队的红1师1团急行军80余里,首先赶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以迅猛的动作消灭敌守军两个连,夺取了一条宝贵的渡船,控制了渡口。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两岸峭壁林立,水流湍急。当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就率数万大军进抵大渡河南岸,在安顺场渡口陷清军重围,最后全军覆没。如今,中国工农红军又来到这里,能否渡过大渡河,关系到数万红军将士的生命。安顺场渡口宽百米,恶浪翻腾,河对岸有川军第5旅的一个营防守,并已构筑了工事,而红军只有一条小船,一次投入的兵力太有限了,但军情紧急,别无选择。红1团精心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了渡河突击队,为加强火力将机枪连和军团炮兵营集中到渡口,并抽调红军著名的神炮手赵章成和“红军团”的三个特等射手,用两门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进行支援。红军先遣队司令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先遣队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也亲临一线指挥。5月25日晨,素有开路先锋之称的红1团在团长杨得志的指挥下,开始强渡大渡河。在红军炮火支援下,一叶小舟载着第一批9名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在惊涛骇浪中向对岸冲去,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只有超凡的红军战士才有如此的勇气。小船终于靠上了河对岸,勇士们攀上了陡峭的河对岸,在我炮火(特别是赵章成)的支援下冲进敌工事,与迅速到达的第二船勇士一起,一阵猛烈冲杀打退了敌人,控制了渡口。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大渡河终于被红军打开了一个缺口。但由于安顺场水流太急,无法架桥。25日一整天,仅红1团还未全部渡过河,而敌薛岳部正向大渡河昼夜急进。26日,军委决定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27日,红4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以强行军的速度,向泸定桥方向飞奔。山路泥泞,天降大雨,又不断遭到敌人袭击,红4团以顽强的意志,强行军160公里,于29日晨抢在敌援兵到达之前赶到了泸定桥。泸定桥位于四川省泸定县,是一座著名的铁索桥,桥长100多米,宽2.8米,由13根碗口粗的铁索组成,桥身有铁链9根,上铺木板以作桥面,其余4根在两侧作为扶手。但此刻,面对红4团将士的只剩下9根光溜溜的铁索,桥面的木板已被敌人拆去,桥下是汹涌泡哮的河水,对岸就是泸定城,敌川军第4旅第38团一部早已筑好了工事,黑洞洞的枪口指向泸定桥。但是红军总能创造惊人的奇迹。下午4时许,在全团司号员激昂的军号声中,夺桥战斗打响了。各种轻重火器向对岸发出密集的弹雨,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攀上铁索,向对岸爬去,在敌人的枪弹中,有人中弹掉下桥去,但突击队员仍顽强地一步步接近对岸,后续部队则一边铺木板一面跟进。敌在桥头燃起大火,但也未能阻止我突击队员,他们穿过熊熊烈火,迅速消灭了守桥之敌,并支援后续部队攻占了泸定城。飞夺泸定桥的成功又一次使红军转危为安,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至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

第五次反“围剿”翻雪山

爬雪山、过草地中央红军占领泸定城后继续北上,于1935年6月8日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随后翻越了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红军大多来自气候炎热、潮湿的南方亚热带地区,好多人以前从未见过大雪山,更不用说爬了。一开始见到雪山,的确非常壮观。白雪皑皑,一片银色,雪连天,天连雪,全是雪的世界。可真正爬起来,却一点也不觉得美了。夹金山被当地老百姓叫做神仙山。他们告诉红军,只有神仙才能登越夹金山。如果你能在山上张开嘴,山神就会把你掐死。总之,夹金山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山。鸟儿都飞不过去,人最好是别靠近它,但无畏的红军却偏偏要与命运抗争。
到了夹金山的跟前,从山下就可看到覆盖山顶的大雪,而且看上去这一大片一大片的积雪并不远。开始人们根本意识不到要爬这么高。数月行军,粮食不足,人也筋疲力尽。爬山起初似乎还很顺利,后来突然进入了冰雪世界。雪山刺得人们睁不开眼睛,又没有路,人们在冰上滑行,摔倒了,要站起来,浑身无力,有的就这样永远地躺倒在雪山的怀抱里了。

第五次反“围剿”过草地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终于翻过几座大雪山,在北进途中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士气高昂。但张国焘却以种种借口延误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并以改组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相要挟。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并争取张国焘本人,党中央于1935年7月18日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随后又对红军序列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1935年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以主力迅速占领洮河流域地区,并以此向东发展取得陕甘。随后,右路军进入茫茫的毛儿盖大草原,这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挑战。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在她的著作《伟大的道路》中勾画了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地带:“大草地位于康藏交界地区的高地上,一望无垠,广袤达数百英里,全是没有路的沼泽地带。走了一天又一天,极目四顾,红军所看到的,除了无边无际的野草外,没有别的东西,而野草下面则是浑水深达数英尺的沼泽。死草堆上又长出了大片野草,谁也说不上是不是几百年来就如此。大树小树一概没有,看不到鸟类飞翔,听不到虫声唧唧,甚至连一块石头都找不到。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野草,夏天任凭狂风暴雨冲打,冬天任凭大雪覆盖。天空永远密布乌云,把大地衬托成灰暗而阴沉的地狱。”红军走出草地的时候,只剩下一支褴褛不堪、瘦得只有骨头架子的部队。成千上万的人咳得喘不过气来,可是它还能一师又一师地击败军阀部队,称得上是世界上最顽强、最结实、最有政治觉悟的老战士,是历史上一支无与伦比的坚强队伍。红军将士以藐视一切困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历尽艰辛,终于在8月底以前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左路军也于8月20日经过草地到达阿坝。班佑以东的上下包座位于松潘北部,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守敌胡宗南部独立旅第2团凭借山险林密,筑以集群式碉堡,构成一个防御区,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胡宗南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急令第49师由松潘以北的敌人支援包座,并在上、下包座至阿西一线堵截红军。消灭包座之敌,开辟前进道路,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迫切任务。徐向前主动向党中央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第四方面军部队来承担,并准备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求歼包座和来援之敌。29日黄昏,部队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红军扫清外围据点,残敌退入大戒寺后山碉堡负隅顽抗,等待援兵。为诱敌来援,红军对其围而不攻。30日夜,援敌49师先头部队291团进抵大戒寺以南,为诱敌深入,红30军以264团略作阻击便且战且退,至当日下午,敌49师全部被诱入我伏击圈内。下午3时,我军向敌人发起总攻,隐蔽在山上的红军将士一齐向敌出击,敌49师被分割成3块,首尾不能相顾。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英勇拼杀,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经七八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终于在当晚将胡宗南的第49师全部歼灭,敌师长伍诚仁受重伤后跳河自杀。固守在大戒寺后山高地的300余敌人,见大势已去,在我军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投降。此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个大胜仗,我军歼灭包座地区守敌及援敌49师的大部,共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余挺,长短枪1500余支,还缴获了红军急需的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使敌企图把我困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

第五次反“围剿”张国焘

张国焘阴谋没有达成。中央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的实力大大增强,又有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局势是十分有利的。但那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而红一方面军只有3万多人,张国焘自恃掌握的兵力多,个人野心大大膨胀起来。两河口会议后,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但仍暗中酝酿南下四川、西康。8月初的夏洮战役计划后,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右路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率领下,从1935年8月21日开始过草地,到27日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然而,张国焘却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1935年9月9日,他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以武力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毛泽东立即召集周恩来、张闻天和博古等人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1、红3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当时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武力阻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了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与此同时,蒋介石集中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1935年11月19日,红2、6军团共17000余人向湘黔边转移,继续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突破

进军大西北1935年9月13日,红1、3军团和军委纵队从俄界、罗达地区出发,继续北上。部队冒着雨雪交加的严寒,沿着白龙江源头险峻的山道,进入甘南境内。此时,甘南的敌人只有鲁大昌的第14师及王均的第3军第12师。我红1方面军主力乘虚急速前进,于16日击溃敌14师一个团,逼近天险腊子口。腊子口位于甘肃境内,是四川通往甘肃岷县的必经之路。隘口只有30多米宽,两边是千丈悬崖峭壁,中间是水深流急的腊子沟,河上架有一座木桥,这是进入腊子口的唯一通道。鲁大昌在此部署了两个营的兵力,桥头筑有碉堡,从山口往里,直到岷县,还纵深配置了3个团的兵力,不消灭该敌攻占腊子口,红军就无法前进。因此,毛泽东同志亲自定了攻打腊子口的方案。具体任务交给了红4团。这支英雄的部队与红1团一起在长征中一直担任着开路先锋。当晚,红4团一部向腊子口发起进攻,但由于地形不利,几次进攻均未奏效。4团当即调整部署,决定正面由政委杨成武指挥,用一个连的兵力疲惫与消耗敌人,并乘机夺取木桥,另派两个连,由团长王开湘率领,沿右岸的峭壁迂回到敌人的侧后,协同正面的部队歼灭守敌。战斗紧张而激烈。敌桥头堡前,纷飞的弹雨和敌人扔下的手榴弹构成了一张严密的火网,担任正面进攻的6连始终接近不了桥头。与此同时,担任迂回任务的1连和2连,由一名苗族战士带领,沿峭壁攀藤而上,悄悄爬上石岩峭壁的后坡,似神兵天降一般对敌发起攻击,敌人措手不及,在我两面夹击下,狼狈逃窜,红军乘胜穷追90余里。这一仗,不但打开了腊子口,还缴获了数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这对于当时刚出草地不久的红军来说,可谓无价之宝。
突破腊子口是红军进入甘南的关键一战,聂荣臻元帅曾对此评论说:“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毛主席在他的著名诗词《七律·长征》中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红1方面军主力通过腊子口后,继续北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告红军主力长征胜利结束。

第五次反“围剿”直罗战役

然而,蒋介石却不甘心失败,1935年9月26日,他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国民党军的作战。1935年10月28日,国民党西北“剿总”调整部署,以5个师的兵力,采取东西对进、南进北堵的作战方针,企图围歼我于洛河以西地区。当时,我1方面军只有1万余人,而敌东西两路共有3万余人,而且装备精良,形势是十分严重的。能否打破敌人的这次围剿,关系到党中央和红军能否在陕北立足,也关系到红军今后的命运。10月28日,敌西路第57军开始东进,11月初占领太白镇,但此后半个多月,该敌徘徊不前。为调动敌人,我红15军团81师一部加紧围攻甘泉,敌果然上当,第57军迅速东进。1935年11月20日晨,敌109师在飞机的掩护下,分3路沿葫芒河南北山地向直罗镇推进。16时许,敌人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直罗镇。我红1方面军首长立即抓住敌孤军冒进的有利战机,于当日上午10时定下了21日消灭直罗镇一带之敌一至两个师的决心。当晚,我红军主力将直罗镇包围。21日晨,红1军团由北向南,红15军团由南向北,对敌发起进攻,枪炮声响彻山谷。敌从睡梦中惊醒后四散奔逃,但在红军的严密包围之下,左突右冲就是出不去,战至中午12时,敌大部被歼,只有师长牛元峰带领500余敌人逃入镇东南高地一土寨内,固守待援。因寨墙坚固,山势陡峭,我屡次攻击未奏效,为避免无谓的牺牲,我1方面军首长决定由红15军团一部围而不攻,集中红军主力准备打敌援兵。22日上午,敌西路第67军111师东援直罗镇;23日,敌东路117师、107师也企图解109师之围,但都被我击退。西路之敌军见东路被阻,失去了前进信心,军长董英斌率第106师、第111师及军部向太白镇逃跑。红军立即分3路展开追击,并于24日在张家湾至羊角台途中将敌第106师617团歼灭,其余敌军退入太白镇。此时,被围困于直罗镇东南土围寨中的109师残部,见援兵无望,遂于23日午夜分路突围,第二天清晨,我15军团发现敌逃跑后跟踪追击,于上午将残敌全部歼灭,师长牛元峰被击毙。直罗镇战役,红1方面军共歼敌1个师另1个团,迫使敌第57军退回陇东,第67军117师后退,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毛泽东同志在评价这次战役的影响时指出:“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永远的红飘带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从而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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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4年8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和围追堵截,行程25000里,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从此,开始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第五次反“围剿”相关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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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反“围剿”王明

王明(1904~1974)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领导人。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得到校长米夫的赏识。在米夫的支持下,他逐步成为教条主义宗派的首脑人物,1929~1930年间王明和其他一些教条主义者陆续从苏联回国。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身分来华。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迫使中共中央于 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同年10 月去苏联,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书记处候补书记。1931年到1934年间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推行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严重危害。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批评了这种错误,结束了他们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王明在1937年11月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主张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使他领导的地区革命事业又受到严重损失。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他的书记职务。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他受到了严厉批评。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但已去苏联就医,从此拒不回国。60年代及70年代他写了许多文章和小册子,攻击中国共产党。1974年3月27日卒于莫斯科。

第五次反“围剿”顾祝同

顾祝同(1893~1987)中国国民党军将领。字墨三。江苏涟水人。1916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科。1922年任粤军第二军参谋。1924年黄埔军校初创时任中校战术教官兼管理部主任。次年东征中任教导第2团营长、第2团团副,后升任国民革命军第3师参谋长、副师长。1926年北伐中任第一路军第3师师长。次年9月任第九军军长。1930年2月蒋阎冯中原大战时,任第十六路军总指挥、洛阳行营主任。次年调任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年底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3年参与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任北路军总司令。1935年任重庆行营主任兼贵州省政府主席。西安事变后,兼任西安行营主任。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兼江苏省政府主席。1941年1月,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在安徽泾县策划指挥了皖南事变。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徐州绥靖主任等职。1946年任陆军总司令。1948年任国防部参谋总长。1949年4月,重任陆军总司令,12月任“西南军政长官”。1950年去台湾,曾兼台湾“国防部”代部长。1972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87年1月17日卒于台湾。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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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反“围剿”错误方针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经过短暂休整,蒋介石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1933年7月,蒋在江西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分期分批训练中级以上军官。训练“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对应其“从前剿匪剿不了,并不是我们武力不够,而是我们精神不良”的认识,训练团特别注重战斗、团结精神的教育。训练结果,按蒋自己的说法:“因为时间过于短促,对于学术科没有多大的进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现的仪容、态度、动作,比两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同时,干部集中、朝夕相处对来自各地方、各派别的军官“把眼前畛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以红军作为假想敌,郑重其事地开办庐山训练,反映蒋介石对再一次与红军作战的充分重视,如他所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这和第一、二次“围剿”时视红军为“地方事件”,仅出动一些杂牌部队有重大差异。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将新一次“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基本原则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消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秉着总体战的思路,国民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严密统治、收揽人心,其中,对苏区最具威胁的是封锁政策。通过实行严密的经济、交通和邮电封锁,严禁粮秣、食盐、工业品和原材料等物资流入苏区,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蒋介石判断:“匪区数年以来,农村受长期之扰乱,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守一隅,束手待毙。”用心既狠且辣。

第五次反“围剿”战力悬殊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选择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和当时国内外相对有利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周恩来曾经谈到,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时能动员五十万军队发起进、实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确实,和前四次“围剿”几乎一直在国内外动荡局势中进行相比,第五次“围剿”进行过程中,南京政府内外环境相对宽松,给了其从容展布的机会。从外部环境看,当时对国民政府压力最大的日本压迫有所缓和。长城抗战并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在华北活动告一段落,北方的压力暂时有所减轻,此后直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日本在华北一直未有大的动作,南京政府获得第三、四次“围剿”以来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南京政府积极调整对外政策,与英、美等国加强联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33年4月开始长达半年的欧美之行,并与美国订立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宋子文之行被认为标志着“南京政府对欧美国家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的起端”。在加强经济联系同时,南京政府向西方国家大量订购武器装备,据中央信托局统计,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6千多万元。这些,既加强了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又提高了其军事装备和统治能力。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出动装甲部队,并购买一批德国山炮投入进攻,发挥了相当效果。粟裕回忆:“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部队一见到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红军两个主要军团指挥者彭德怀和林彪都注意到:“蒋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技术装备比以往几次有所加强。”“每连有多至六挺的机关枪,至少也有一挺。我们在敌机枪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一冲就是伤亡一大堆。”

第五次反“围剿”资源困窘

当国民党方面制订出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时,其所依恃、针对的即为中共作战资源的短缺,应该说,这确实击中了中共反“围剿”作战的弱点。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中共在作战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民党抗衡。中共自己承认:“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当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封锁,被迫退入苏区基本区域进行保卫战时,这一弱点更暴露无遗,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的红军将领总结道:“根据地人民竭尽全力,也不能保证及时供应,这也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消耗作战中,人力资源是决定战争成败的重要一环。作为全国广大区域控制者,国民党进行持久消耗的人力资源和兵力来源可保无忧,而中央苏区本身地域有限,且位于人口稀少的山地地区,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苏区总人口仅300万人左右,经过累年军队输送后1933年初乐观的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1933年5月至7月,扩大红军约5万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扩大红军数达到11.2万多人,总计约16万人,已占到可征召壮年男子的近1/4。这其中还不包括各级政权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队的地主、富农分子等,如果总计起来,大部分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男子实际都已被征发。据毛泽东1933年底的调查,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岁至45岁)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占79%。上杭才溪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319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1018人,占77%。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1934年4月,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0人,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虽然苏区中央努力动员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并加紧“调动地主富农举行强迫劳动”,以最大限度地“节省我们工农群众自己的劳动力”,但劳动力缺乏仍然成为突出问题,1934年春耕期间,主要因劳动力缺乏,各地“尚未莳好的荒田,不下十二万担”。

第五次反“围剿”自毁长城

中央苏区是人民革命的产物,民众的支持和苏区的存亡息息相关。不可否认,通过土地革命和一系列的社会革命措施,中共在中央苏区获得了相当高的支持度。国民党方面编撰战史承认:“现匪军之所谓战斗员,苏区农民,几占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伪政府所欺骗利诱,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于所谓‘红军眷属优待条例’,故在匪军中较为坚决可靠。”红军在前几次“围剿”中的胜利,除战略战术运用成功外,民众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军所编战报注意到:“匪区民众,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转告匪军。”参加第三次“围剿”的蔡廷锴谈到其进入苏区后的情况:“地方群众在共党势力范围下,或逃亡,或随红军行动,欲雇挑夫固不可能,即寻向导带路亦无一人,至于侦探更一无所得,变成盲目。”对中共与民众间的良好关系,蒋介石在1933年初也曾自叹不如:“讲到军纪方面,土匪因为监督的方法很严,无论官兵,纪律还是很好,所以在战场上能勇敢作战,而对于匪区一般民众,还是不十分骚扰。我们的情形老实说起来,是不如他们!”民众的拥戴是中共反“围剿”作战可资倚赖的最宝贵的政治资源。但是,1933年前后“左”倾领导人在苏区中央逐渐掌握控制权,推行一系列过左的社会、政治、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中共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共对民众这一政治资源的拥有和发展。加上中共在早期政权建设过程中经验不足,行政体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在初期理想主义的热情消退后,各级政权中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滋生,也影响到了中共政治力量的发挥。这些问题在军事紧张的特殊形势下,更进一步被暴露和放大。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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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战,持续1年之久,是我军战史上第一次重大的军事失败,其根本原因是战略指导上的失误,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不过李德回忆说在国民党采取逐步结营稳扎稳打的前提下,如何进行游击战,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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